少年的自我想象与苏童的少年想象 ——从《黄

苏童曾说：“我每写到一大群孩子，当中都会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出现，像是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，他与其他人的那种隔膜，还存在于同年龄的孩子之间，他与整个街的生活都有隔膜，因此他们经常到外出徘徊。”[1]不得不说，苏童对少年近乎偏执的喜爱，以及近乎跟踪侦探式的追寻与勘探，是当代文学作家群中少见的。一方面，这些少年或多或少打上了苏童童年记忆的烙印，或是苏童本人的影子，或也成为他成长过程的隐秘的见证；另一方面，在作者看来，少年的视角是没有太多价值判断的，不同于成人世界的交缠盘绕、喋喋不休的纠葛，他们的躁乱不安，更多时候就是一种纯粹的青春的骚动，本能和欲望的释放，应该说，这是苏童在少年的文学想象中竭力开掘的一个特殊的向度，他要借助少年隐秘世界的解码，去考究一些人的生命深处的本源性的东西。

一、偏执的欲望：保润的罪与罚

苏童笔下的少年，无一例外都对未知的世界表现出了窥探和僭越的欲望。“春天一到，他的灵魂给身体出了很多谜语，他的身体不懂。他的身体给灵魂出了很多谜语，他的灵魂不懂。”[2]这个未知的世界，可以是《刺青时代》和《独立纵队》里小拐和小堂对权力的朦胧的倾慕与渴求，包含了《西窗》里红朵轻狂漂浮的心性对平静生活的游戏和挑逗的姿态，同样也有像《纸》的少年、《河岸》的库东亮、《黄雀记》的保润在青春懵懂的岁月里对性的幻想和欲的探求，他们都沉迷于这个年龄段所特有的一些或隐或现、亦真亦幻的情感体验中，而这些难以言状的隐秘的心事所构成的对欲望的想象，就促成了少年群体疏离日常的精神离乡。谈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及的是少年的潜意识里始终存在着一种“原乡”的精神情结。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，“原乡”指故土，有出生地或者血脉归属的含义；从广义的角度看，地理意义的原乡可以由与成长环境有关的内里与外围，小到母胎，大到母国，以及与此相关的母语母性等的情感体验，在由地理意义的乡延展到精神层面的乡，具体表现为社会历史与文化身份的认同感，能为生命提供慰藉与愿景的精神存在体。有着“原乡”的存在，少年才能在欲望的迷宫里漫游。保润的离乡，一方面是身体离乡的欲望，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“丢魂”。身体的离乡，指的是对家庭束缚的挣脱，他要挣脱的不仅仅是显在的老旧闭塞又支离破碎的“家”，还有一重隐在的被社会意志所默认建构施加的规训牢狱，从他对家长意志的违抗以及对祖父的捆绑上便能看出，捆绑祖父，某种程度来讲，就是一种弑祖的行为，是一种对传统的“家”的激烈的叛离。保润的精神离乡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也可以成为少年应对逼仄的生存空间的主动的自我保护。离乡后的保润，尝尽了牢狱之苦，似乎表现出了长大的痕迹，从狱中出来后，也就踏上了返乡的路。在这里，乡的意义，就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家，香椿树街上的那一座空阁楼，还有对青葱岁月以及生命的打照与缅怀。十年后的香椿树街，早已是沧海桑田，人去楼空。当亲情和友情的温存烟消云散，保润还能否在物是人非的香椿树街上实现返乡？

值得注意的是，保润的返乡，不仅仅是自我灵魂的返乡，更需要肩负起血脉相承的重任，为祖父打捞灵魂，并摆渡上岸，完成返乡，而这双重返乡，加剧了保润命运的悲剧色彩。祖父丢失的灵魂，寄托在了手电筒里。祖父丢魂一事，是饶有意味的。自以为或旁观者以为没有丢魂的人，却都过早丧命，唯有这个丢了魂的老顽童活命最久。实际上，祖父的丢魂与寻魂，都是文明过渡与发展流变的现代性隐喻，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逐渐丧失了它的一席之地，老一辈人所执意要守候的父辈祖辈的信仰与信物，在现代文明的强势挤兑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在物资匮乏的时代，这样的矛盾其实是不容易显现出来的，因为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岁月里，人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被局限在物质基础的填充与满足上。一旦物质危机问题迎刃而解，精神的危机与人性的失落问题也就随之而来。祖父的追寻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有一种老骥伏枥的意味，但也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般徒劳无功，最终，只能寄希望于后辈，这种传统文明面临被割裂的危机以及某种承继是需要少年来完成的，也是需要一种代际承接的。但实际上，保润并没能成功地打捞上手电筒，与其说是没能力打捞，还不如说是他执意放弃打捞，一来有比打捞祖父魂灵更重要的事情——兑现手臂“君子报仇”的刺青，二来保润也循着现代文明的逻辑认定祖父的迷信，祖孙辈际的代沟始终难以调和，年轻一辈无法理解老一辈执意守候的情愫和心结，老一辈也无法在现代文明中找寻到适得其所的位置和身份的认同。苏童借助少年的“弑祖”行为，所要传递的现代性反思是意味深长的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华少年》 网址: http://www.zhsnzzs.cn/qikandaodu/2020/1118/898.html